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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見義勇為人員權益法律保障現存問題及解決構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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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義勇為，匡扶正義，是一項崇高而光榮的公益事業。大力弘揚這種見義勇為精神，對維護社會穩定，實現社會風氣的好轉，構建和諧社會均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當前我國關于見義勇為者權益保障的法律規定存在著明顯的不足和缺失，這給保障見義勇為者合法權益帶來一系列問題，應通過全國性立法統一界定見義勇為的含義，明確對見義勇為者權益的保障內容及范圍等，從而切實維護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
見義勇為在中國歷史上是一種道德約束。古人云：“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為政》）《宋史·歐陽修傳》中將見義勇為當作一種優秀的品德加以肯定。進入20世紀，曾有人做過調查：當問及“給你一個見義勇為的機會，你最先考慮的是什么”時，有63 .4%的人首先考慮自身的安全和實力，只有18 .4％的人最先考慮“受害人的利益”；當問到“在交通車上看見一個小偷正在偷人錢包，你會怎么辦”時，只有l6 % 的人“上前制止”，有高達65%的人選擇躲閃和沉默，還有19 .7%的人“不知道怎么辦”，其中有30%的人“本想上前制止，但怕寡不敵眾”最后還是選擇了做懦夫。[1]
上述可見，盡管見義勇為屬于道德范疇，但是從一定程度上來講，相應的法律保障也是極為必要的。在更多的“英雄流血又流淚”的事情發生之后，我們不能期待著在對見義勇為者沒有制度保障或者制度保障不合理、不健全的情況下還不斷地涌現出見義勇為的個人。一個社會的道德風尚水平的提高和保持，僅僅是通過政府的號召、輿論的呼吁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由相應的制度作為保證。如果我們能在法律層面上對見義勇為者在其實施了見義勇為的行為之后對其權益予以保障甚至是獎勵，那將極大地鼓舞起人們的熱情，對于弘揚社會正氣及整個社會道德風尚水平的提高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 當前見義勇為者權益保障的相關規定及其不足
（一）刑法中對見義勇為者權益保障的制度規定——關于正當防衛
正當防衛是刑法規定的排除社會危害性行為的一種表現形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由于見義勇為的特點，見義勇為者在排除不法侵害的時候處于防衛人的地位，其實施的見義勇為可適用正當防衛的規定，排除行為的違法性。這樣也就保護了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同時也起到了鼓勵見義勇為的作用。刑法中規定正當防衛，明確地告訴每個公民，法律不僅允許為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進行正當防衛，還允許為保護國家的、他人的合法權益而實行正當防衛。
為了鼓勵廣大群眾見義勇為，積極同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作斗爭，為了更有效地懲罰犯罪，保護人民，1997年修訂的刑法對正當防衛制度進行了修改，增加了關于無過當之防衛的規定。即《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此種情況下，實際排除了防衛過當的可能，不存在防衛過當的問題。這樣規定同樣保護了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
正當防衛的規定雖然有利于保護見義勇為者，但也存在著較大的局限性。首先，正當防衛側重于防衛行為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排除防衛人的刑事責任。而在見義勇為中還存在著大量的民事責任問題。其次，從行為的對象看，正當防衛是為了排除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與危險。而見義勇為包括排除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和搶險救災。顯而易見，見義勇為的范圍遠遠超過正當防衛，因此，目前現行刑法的規定不能解決見義勇為產生的問題。再次，從行為的目的看，正當防衛可以是為他人利益的，也可以是為自己利益的；而見義勇為基本上都是為了他人利益。[2]
另外，由于刑法關于無過當之防衛的規定，放寬了正當防衛的適用條件，能夠鼓勵群眾見義勇為，同嚴重的暴力犯罪作斗爭。但由于無過當防衛在立法上存在某些缺陷，因此在實踐中產生了不可回避、需要解決的問題。如如何理解“行兇”的含義。由于“行兇”一詞不是罪名，也不是正式的法律術語，其含義難以界定。刑法采用行兇一詞，有明顯缺陷，這種缺陷必然也會帶到見義勇為的認定中去。
（二）民法中與見義勇為相關的規定——關于無因管理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九十三條規定：“沒有法定的或者約定的義務，為避免他人利益受到損失進行管理或者服務的，有權要求受益人償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費用。”第一百零九條規定：“因防止、制止國家的、集體的財產或者他人的財產、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害人承擔賠償責任，受益人也可以給予適當的補償。”上述規定確立了我國民法體系中的無因管理制度。無因管理是指沒有法定的或者約定的義務，為避免他人利益受損失，自愿管理他人事務或為他人提供服務的行為。[3] 無因管理是立法鼓勵助人為樂，危難相助、見義勇為風尚的產物，它能劃清侵權行為和互助行為的界限，促使助人為樂、危難相助、見義勇為風尚的發揚光大。[4]
從這一概念和宗旨來看，見義勇為與無因管理具有某些相似性，比如行為人行為之初均不負有法定的或者約定的義務；均為替他人照管一定的事務；行為本身均為適法行為因而受到法律的肯定，等等。
因見義勇為而遭受的人身及財產損害，立法上必須切實規定相應的救濟措施。民法通則的相關規定為見義勇為者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然而，見義勇為雖然屬于無因管理的范疇，但是它只是無因管理行為的類型之一，與其他無因管理行為相比較，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主要表現為：
第一，從法律淵源與立法目的上來看，無因管理是私法中的制度，主要目的在于維護私權私利，促進私生活之安康。而見義勇為其保障與獎勵則更多屬于公法中的制度，主要目的在于維護公權運作與社會公益，保障與促進危難相助、扶危濟困之社會風尚。
第二，見義勇為的內容和范圍有特殊的限定，外延較窄。見義勇為只是指危難救助，即維護國家、集體、他人的財產以及公民人身安全利益的行為，并非所有的無因管理都是見義勇為。而無因管理除了包括危難救助的行為外，還包括提供服務或者勞務等助人為樂的行為，外延較寬泛。
第三，見義勇為的構成要件比一般的無因管理行為更為嚴格，內涵更為豐富。見義勇為的構成不但具備一切無因管理行為所必須具備的共同要件，而且還有進一步的特殊要求。
第四，盡管某些無因管理行為具有人身危險性，如勇救落水者、抓住沖向某人狂奔之烈馬、瘋犬等，但應該說，這是無因管理活動中數量較少的一類。絕大多數的無因管理行為均屬管理與服務行為，主要是指對財產的保存、利用、改良或者處分行為以及提供勞務幫助，行為本身通常不具有危險性；而見義勇為行為雖然不以行為自身的危險性為成立的必要條件，但是應當看到，絕大多數的見義勇為行為自身都具有一定的危險性。
第五，無因管理，如果管理人所管事務的產生系由加害人造成，則管理人究竟為受害人抑或為加害人實施管理，應就個案判斷，[5]也就是不排除管理人為了加害人而對被害人進行管理的這種可能。而在見義勇為行為中，縱使存在著加害人，也可以排除行為者為了加害人而實施見義勇為的可能性，加害人永遠是遭排斥與否定的對象。
所以，民事法律關于無因管理的規定不能滿足對見義勇為者權益的保障要求。鑒于見義勇為行為與無因管理行為的不同，其救濟也不能完全適用關于無因管理的法律規定。
2003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其中第十五條規定：“為維護國家、集體或者他人的合法權益而使自己受到人身損害，因沒有侵權人、不能確定侵權人或者侵權人沒有賠償能力，賠償權利人請求受益人在受益范圍內予以適當補償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從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來看，在司法實踐中是肯定了受益人應對見義勇為者予以補償的。但是，仍然存在的問題在于，一方面有的受益人沒有絲毫的補償能力，其自身甚至需要得到救助；另一方面受益人在受益范圍內予以適當補償這一規定也會產生兩方面的問題。第一，對于見義勇為者實行了救助行為，但是由于救助沒有成功自己卻遭受了人身傷害，那么，就因為沒有明顯的受益人而得不到補償。這種以后果來肯定行為的做法，對于見義勇為者是極大的不公平。第二，如果見義勇為者在人身方面產生了重大傷殘，那么，在受益范圍內給予補償是遠遠不能滿足對于見義勇為者權益進行保障的需要的。
（三）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中有關見義勇為的規定
1. 工傷保險。根據勞動部1996年8月12日發布的《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第八條第六項規定，從事搶險、救災、救人等維護國家、社會和公眾利益的活動而負傷、致殘、死亡的，應當認定為工傷。2004年1月1日起施行《工傷保險條例》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各類企業、有雇工的個體工商戶（以下稱用人單位）應當依照本條例規定參加工傷保險，為本單位全部職工或者雇工（以下稱職工）繳納工傷保險費；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各類企業的職工和個體工商戶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條例的規定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權利；有雇工的個體工商戶參加工傷保險的具體步驟和實施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根據以上規定，凡是用人單位的職工從事搶險、救災、救人等見義勇為行為的，應當認定為工傷，可以享受工傷的待遇。但這也存在問題，一是見義勇為的范圍應該不限于搶險、救災和救人，如果當事人是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而受了傷，算不算工傷呢？重慶小伙張建庭就經歷了這樣的爭議。[6] 相比于張建庭，同樣因為見義勇為致傷的陜西閻和平是費了9年的波折才得到工傷認定。[7] 這里面存在的問題之二是如果用人單位根本就交不起工傷保險費或者根本就不交怎么辦？存在這樣問題的用人單位在目前形勢下還不是一家兩家，這樣的結果必然會損害見義勇為者的利益。
2. 醫療保險。1953年1月2日，由國務院修正發布的《勞動保險條例》 [8]第一條規定，制定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工人職員的健康，減輕其生活中的困難。”按照條例規定，勞保醫療經費來自企業；職工除本人可依規定享受醫療保險待遇，所供養的直系親屬也能享受半費醫療待遇。但勞保條例的實施范圍限制定在（1）有工人職員100人以上的國營、公私合營、私營及合作社經營的工廠、礦山及其附屬單位；（2）鐵路、航運、郵電的各企業單位與附屬公司；（3）工礦、交通事業的基本建設單位；（4）國營建筑公司。從50年代至今，醫療保險制度經歷了諸多變革。1998年11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該《決定》規定：城鎮所有用人單位，包括企業（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私營企業等）、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及其職工，都要參加基本醫療保險，鄉鎮企業及其職工、城鎮個體經濟組織業主及其從業人員是否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決定。雖然根據醫療保險的相關規定，用人單位的職工可以享受到醫療救助，但是，醫療保險中只是針對基本的因生病治療，對見義勇為致傷需救助的沒有作出特殊規定。[9] 此外，工傷保險中存在的問題之二同樣存在于醫療保險中。
上面的工傷和醫療保險都是針對于有用人單位的職工，如果是一個農民或是沒有職業的公民因為見義勇為受傷而需要救助，他就很難找到救助的依據。對此從實踐中一些典型的案例，[10] 可以清晰地看到。（未完待續）
[1]張敏：《見義勇為的社會保障機制》，載于《四川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9卷第3期（2004年9月）第23頁。
[2]此點在見義勇為的界定中存在爭議，有人認定見義勇為必須是利他性，即不能為自己見義勇為，但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
[3]王家福，梁慧星：《中國民法學·民法債權》 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4]佟柔，王利明：《中國民法》 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
[5]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四輯)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6]張建庭是深圳龍崗友聯玻璃制品廠的職工，玻璃廠為其辦了社會保險手續。2002年6月5日凌晨，當他起床小解時，突然發現有小偷在其宿舍里翻東西。在追逃小偷的過程中，他被小偷用槍擊傷頸部。事后，他所在的玻璃廠為其向社保部門申請工傷認定。社保部門認為他的行為不屬于搶險救災、救人范圍的維護國家、社會和人民群眾利益的工傷認定范疇，遂于2002年10月11日作出其不符合工傷條件，不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決定。他在申請復議仍然未得到認定后便一紙訴狀將社保部門告上了法庭，法院撤銷了社保部門的認定，責令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最后法律維護了他的權益。
[7]參見2005年3月25日《陜西工人報》：《閻和平：流血又流淚的見義勇為者》。1996年3月，陜西某廠的工人閻和平在江蘇鎮江市一次見義勇為中致傷留下后遺癥，使其不能正常工作，其間求助于江蘇警方，江蘇警方致函西安市社保部門，認為閻和平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的工傷認定條款，但西安社保部門拒絕認定，最后閻和平提起了行政訴訟，直到2005年1月，在一位領導人的幫助下才得到工傷認定。
[8] 該條例1951年由國務院通過，1953年修正公布，這個條例目前在發布了新的工傷保險辦法后仍然有效。
[9] 2002年9月，安徽省安慶市商業學校的孫八一老師在一次見義勇為的過程中造成身體殘疾，為此，他受到了表彰，并得到了見義勇為基金和學校的8000元獎勵，但相對于龐大的治療費用顯然不夠。在加害人無力賠付，受益人在拿出2000元后也不再支付的情況下，孫八一想尋求學校醫療保險的幫助，但是學校和醫保部門答復說其不屬于醫保范圍，醫保范圍主要是生病的。
[10]1999年4月7日，28歲的湖南省漣源市楊市鎮磚灣村村民毛永固在一起火災中因參加救火而被嚴重燒傷，當年6月，漣源市政府專門發文授予毛永固“撲火勇士”的光榮稱號，并向社會發出募捐倡議，社會各界也踴躍捐款近8萬元。經過近一年的救治，他的命保住了，但面容被毀，雙手基本殘疾，喪失了勞動能力，構成3級殘疾。那場山火事后也查明是該村村民毛建雄在自家責任田里用火燒茅草引起的。經過村干部多次做工作，毛建雄為此拿出了1.7萬元作為毛永固的醫療費。毛永固原本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可這場大火改變了一切。他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過得窘迫，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而且他這個“撲火勇士”也逐漸被人遺忘了。因為喪失了勞動能力，毛永固想申請辦理做點小生意的免稅證，但蓋一個鎮政府的公章跑了五六次才蓋好，遞上去后也杳無音訊。當初出院的時候，漣源市民政局本來答應給一點錢。但跑了許多趟，車費花了200多元，最終卻一分錢也沒拿到。有幾次，毛永固看到家里的窘況，想找人免掉農業稅和女兒的學雜費，但有干部說：“3級殘廢到處都是，免掉你的，別人也要免怎么辦？更何況你是英雄人物。”對此，毛永固無言以對。毛永固看到尋求政府的照顧無望，思來想去，這一切都是失火者毛建雄造成的，于是多次找毛建雄要求其再出一部分錢作為補償，但毛建雄不同意，一直回避與他見面。讓毛永固感到最痛心，也是刺激他鋌而走險事情發生了：2001年下半年的一天，當他再去要補償時，毛建雄的一位親戚罵他：“英雄不做做狗熊！”他就問：“我怎么變成了狗熊？”“是英雄就不應該要錢。”毛永固聽到此話，覺得“有把尖刀插在了胸口上”。2002年夏，毛永固的妻子迫于生活無奈南下廣東打工，只身在家的毛永固面對生活的艱難，心理越來越不平衡。7月30日上午，他綁架了毛建雄的兒子，最后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審理案件的法官曾不無感嘆地說：“如果政府部門能對這位見義勇為的農民給予生活保障，他不至于走到犯罪這一步。”
（本文作者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